保罗生物 创新领航微生物经济

中国生物产业近年保持年均22.9%的速度增长，总产值已经达到2万亿元，其中微生物制造被视为生物产业的“火车头”,是国家“十二五”生物产业规划中的战略新兴产业。作为国内微生物制造产业的领军者，保罗生物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保罗生物）总裁武庆透露，保罗生物计划不远将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IPO或实现转板，继而通过开展海外并购，形成技术和生产环节的最强搭配，打造完整的产业链。

大公报记者贾磊北京报道

从田间到餐桌 微生物制造市场广阔

保罗生物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集微生态系列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在武庆的带领下，经过十年发展，保罗生物历经从引进国外产品、国外技术到拥有自主专利的品牌产品，已发展成为跨国经营的集团企业，在中国建立千余家加盟连锁机构，并成功登陆资本市场。

当前，中国面临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食品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多重挑战，武庆认为生物产业可以为保障国民健康、粮食安全和推进节能减排做出更大贡献。微生物制剂产品可以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农业，随着各方对微生物制剂产品的认识加强，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以往微生物肥料大多从欧洲、日本等国外进口，每吨肥料的价格为4500-5000元人民币，保罗生物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开始，已经完成了微生物肥料生产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创新。未来的3年内，保罗生物将在全国投资兴建20家年产5万到10万吨的生物有机肥工厂；打造中国最大的生物有机肥生产基地。利用技术创新，让微生物系列肥料更好地服务高产、优质、高效、安全、生态的现代农业，同时利用模式创新，使保罗微生物系列肥料的市场价格降低到进口价格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

在直接入口的健康食品中，也不乏微生物发挥作用。“这样一瓶酸奶，别看量小，其实价格不便宜。”武庆说。酸奶是优质液态奶加直投式发酵剂，经过一定时间发酵而成，但在国内市场中直投式发酵剂（菌剂）市场基本上为国外垄断。1吨液态奶需要加200到250元发酵剂。

“目前国内市场上叫得上名字的品牌酸奶，没有一家是用国产菌剂生产的。”保罗生物依托中科院微生物所筛选出菌种，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完成制备过程，所生产的菌剂接近国外大公司品牌的功效，而每吨投放的价格降低至80到100元。

此外，保罗生物还已涉足生产喉糖、牙膏等民用产品，如类似日本狮王公司的一种防止口腔溃疡牙龈出血的酵素牙膏，价格优惠很多。武庆表示，未来还将针对普通的民用产品加大适用范围，填补日用品的空白。

借脑“国家队”促技术转化产品

实现上述的目标，既要有顶尖的技术实力，还要有变技术为产品的产业转化能力。保罗生物正在探索我国生物产业的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在武庆看来，从任何一个指标看，中国的科研院所在早期研究中都具有很强实力，但在技术转化为产品形成产业方面依然存在欠缺。

保罗生物重点做集成创新，将科研院所中的“国家队”请进来，协同开发工程技术。“菌种我们可以找到，制成菌粉的一些技术环节很难克服。”武庆坦言，在高密度培养、冻干、分离纯化的技术，外国企业经过上百年积累后形成了很强的专利群，这类企业在国外也不过五六家。目前国内从事基础研究的中科院120个院所中近20个所和生物有关联，但缺乏足够动力。

武庆期望通过包括金融在内的手段，能够并购一些国外具有比较悠久历史、具有菌株或制备工艺的中小企业，逐步夯实技术转化为产品这一创新的中段。保罗生物2008年在加拿大多伦多交易所挂牌，之后新增的业务部分放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公司还计划将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实现IPO或转板，完成后就有资金用于海外并购。

保罗生物引进了八位海归PI自带项目，公司提供基金扶持，并从机制上突破，通过科研成果处置权的置换给予研究团队股份，而不是以往的一次性现金买断专利。“科学家在小试阶段就能得到专利，但在中试到产业化放大阶段产业化的动机不够强烈，也没有太多支撑，我们这样做就是从专利开始，将科学家和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一起攻关，最终做成 ‘ 交钥匙工程’。”武庆说。

对于这些科研项目的进展评估，是由保罗生物的院士专家工作站作出的。武庆表示，设立院士工作站并不是请院士帮着企业做开发，而是由他们每年会聚一到两次，由入站的PI们就项目进行答辩，公司以此决定是否要继续投资。“目前入站的这几个项目质量都比较高，陆续获得国家发改委高级产业化专项、科技部火炬计划项目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不少奖项。”

武庆表示，今年保罗生物将依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平台，进一步推动资本运作，获取强大的资金支持，将“ 产、学、研”的成果在政府以及社会资本的支持下，进行产业化生产，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生物产业发展的宏观规划和战略，力争早日进入年产值过百亿的中国生物产业的航母型企业行列。

“实战派”武庆

【本报记者贾磊报道】武庆是遗传工程学科班出身，出国选择金融MBA专业深造，又在中国科学院拿下管理学博士，目前正在中科院政策所攻读博士后。当他去面试博士后的时候，有个老师问，“你有什么优势？”武庆的回答是，“我能从企业角度就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发展，提出一些有趣并值得研究的问题。”

武庆曾自称自己纯属“跨界+混搭”，对于每一个领域都不是特别专，但从产业链集成的角度，站在遗传学、管理学和金融学的交叉点上，作为企业组织者和引导者，往往会有创新的火花和更深刻的理解。

和只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人相比，身处市场中的武庆更能理解需求在哪里、如何满足需求。“为什么出不了创新成果？”武庆说，与国外相比中国的早期研究一点不差，但科研院所没有动力去产业化，政府给予大量资金补贴。只有市场倒逼才是企业破除阻碍创新投向市场的机制，因为“企业家关心的不是获奖，是最终能否转化为产品。”

长期以来，中国的创新能力饱受诟病，很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开发力量薄弱。保罗生物自身发展也走过这样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从2003年创建之初到2008年，保罗生物在技术集成方面起初完全处于整个产业链下游，因而只能在销售的过程中去创新。而当企业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的时候，开始往产业链的中游甚至是上游去集聚创新。保罗生物历经从引进国外产品、国外技术到拥有自主专利的品牌产品，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华丽转身。

目前，保罗生物具有SFDA规定的益生菌全部16种菌种以及农业部规定的农业微生物9种菌种的研发和生产能力；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16个保健食品批准文号；已经获得和正在审批过程中的发明专利达24项；保罗生物现已研制生产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微生物制剂产品……

科技政策应普

在今天，武庆笑称保罗生物已经是“既得利益者”，每年从政府获得相当规模的研发经费支持，但这并未停止他对现行科技创新政策的思考。

在他看来，我国目前推行的财税政策没有太多空间留给企业做技术研发是原因之一。举例来讲，目前国内实行的鼓励科技创新的加计扣除政策，并没有多少企业真正能享受到。对比国外经验，加拿大所有创新中科学家的薪资收入往往会占到六成到八成。而政府会返还企业这方面的支出比例高达60到70%，做到政府和企业一起去承受风险，这样企业就往往敢于聘请最好的科学家一起去做，政府起到支撑，可以帮助企业真正去做原始创新。

因此，武庆认为从政府特定一年拿到经费支撑，进一步孵化做大，产业化时通过上市的金融平台募集资金是有中国特色的方式，是对一个个点的支持，能拿到钱的大部分是央企和科研院所，很多企业不一定具备条件能获得。

要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政府就要运用税收调节这根杠杆让科技支撑政策形成普惠制。